规模扩张误区

　　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城镇化率是36.2%，城镇人口约为4.6亿人；2010年，城镇化率已经提高至47.5%，城镇人口约为6.3亿。过去10年间，中国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1.13个百分点。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论坛上指出，之所以中国的城镇化近年来处于高速推进期，与“土地等资源成本过低”、“劳动力成本过低”、“污染环境付出的成本过低”这“三低”因素相关，“而现在，我们正在逐步失去或改变这些被看作优势的‘低成本推进’因素。”

　　在惊人的规模与速度背后，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中存在不少隐患。杨伟民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存在的低密度和分散化倾向，并带来的耕地减少过多过快的问题。据杨伟民介绍，本世纪以来，国内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了50%，而城镇人口只增加了26%，也就是说中国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比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基本快了一倍。“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是不断下降的。”

　　城市规模过度扩张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盲目“开发”所致。杨伟民指出，目前我国国家级和省级的开发区超过1500个，每个开发区的平均面积是6平方公里，大的是15平方公里以上。“这种分散化的开发格局，不但耕地承受不了，能源也承受不了。”

　　华师大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城市开发的“贪大”、“求全”、“求新”，是形成大城市“肥胖症”的主因。徐长乐指出，城镇化是通过人口持续向城镇积聚的过程，以达到综合管理、提高绩效，实际上城镇化是集约化的一种模式。而人口城镇化的速度跟不上土地城镇化，这对集约发展模式显然是不利的。

　　不过，徐长乐指出，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比人口城镇化的速度慢现象的存在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并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存在。“过去我国城镇化水平低，基础设施、住宅等配套措施缺失，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就需要一个功能修复和改善的过程。”

　　“当然，粗放型的发展特征长期存在是不可取的。因非农用地有限，东部城市未来扩大的速度将大大降低，中西部会相较更快，应早做防范。”徐长乐指出。

　　设定用地极限

　　根据“十二五”规划，未来五年全国城镇化率要提高到51.5%，比去年提高4个百分点。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表示，“十二五”把城镇化速度确定为每年0.8%，低于许多人的预期。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导向，就是要总结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和偏差，提高质量和效益。

　　陈锡文认为，进城至少解决“就业、住房、社会保障”三大问题，否则不能说真正地融入城市；目前有1/4的流动人口被作为城市人口统计，但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真实的城镇化率在35%-36%之间，下一步要努力让城市居民都享受到同等的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此外，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要坚持两个“并行不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并行不悖，推进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并行不悖。

　　对于如何提高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的集约利用问题，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胡存智认为，应该对城镇化发展设定一个用地极限。否则随着GDP增长，用地面积不断增加，再大的国家也经不起这种消耗。

　　经济学家樊纲则建议，可以考虑加大行政手段的运用力度，在提高土地容积率上做文章。

　　在徐长乐看来，我国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18亿亩是国家耕地的红线。而居住、商业、生态需求等都挤占城市空间，通过合理调整、规划布局，利用长期闲置土地，发展交叉立体结构，便可以挤出可观的可利用空间。

　　徐长乐认为，首先，要以城市人口预测与经济总量预测为前提，对城市的功能、空间等做出合理的整体规划；其次，要对利用行政手段，“撤市建区”、“撤县建市”等任意扩大规模的不合理现象予以制约；此外，要对现有的各类开发区进行升级和调整，提高使用效率和产出率，比如常说的“腾笼换鸟”，将传统落后产业转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