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边是对工资有更高期待却又不具备太多技能的农民工，一边是不愿为低技能岗位支付高薪的企业，上海市农民工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赵建德的第一反应是：“这部分上海企业不是不愿意支付高工资，而是没有能力。”在他看来，这样的趋势最终将迫使低利润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逐步淡出上海，而类似的转型最终是一个市场选择和淘汰的过程。

　　早报记者：元宵节后，上海缺工的现象是否还很明显？

　　赵建德：客观地说，过了元宵节以后，季节性缺工都会得到弥补，但不能根本解决，根本的途径只有转型发展。

    早报记者：您对于农民工对工资有高期待的说法怎么看？

　　赵建德：我认为农民工提出较高的薪酬要求本身是合理的，他们有这样的需求，就可以向市场提出。不过由于一些“用工荒”的宣传，农民工的心理价位确实有所抬高，有的对于提高多少并没有数。像之前电视新闻里报道的那位要求8000块月薪的电焊工，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是，他对一些来自于网络的信息有所误解了。这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农民工对薪酬是很在乎，他们在不了解市场的情况下，先定了个位，这个定位比较高，可能是跟他的技能水平、跟上海企业的资质能力有所脱节。

　　早报记者：对于农民工的薪酬期望，有一种说法是企业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高工资？

　　赵建德：我认为，很多上海企业不是不愿意支付高工资，而是没有能力。到现在的这个节骨眼上，企业没人来干活了，却不愿意加工资，为什么？因为无能为力，因为劳动力和企业利润之间无法匹配，由于企业产品附加值低，利润非常狭窄，农民工一旦提高工资，企业就无力承担，这可能是现在比较普遍的现象。

　　早报记者：面对农民工愿望和企业无能为力这样的困境，最终的出路在哪里？

　　赵建德：这是一个老话题，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谈。可以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着，劳动力就是跟着工资价位往高处走的，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顺势而上，它在这个城市可能失去能力，就无法招到合适的劳动力，最终结果是市场要求它必须转型。要么它就转变产品结构，转到市场附加值高的产品，用来提高它的利润空间，要么它就继续生产低端的产品，但要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去寻找发展机会。这种产业的跨地区的梯度转移，也是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