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依旧前路漫漫。

　　本报记者从3月2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城镇化高层论坛上了解到，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下一步将重点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将陆续出台一系列具体配套政策。但是，各方对户籍改革的成本支出，并未形成共识。

　　国家发改委官员认为，要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解决，人口流入地城市、城市居民、各级财政都要“作贡献”；而国务院研究室相关人士则认为，这笔成本应由人口流入地城市承担——因为这些流入人口为当地创造了财富。

　　今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下称《通知》），放宽市级以下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限制，并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停滞多年的户籍制度改革显出一丝曙光。不过，《通知》没有明确户改成本支出的政策设计，户改新政仍有诸多不确定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1月，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超过50%。这意味着中国居住在城市里的人首次超过居住在农村的人。

　　但这一数字背后，隐藏着另一个很不协调的指标性数字：户籍人口城市化率约为33%。这意味着约有近1.82亿城镇常住人口没有当地户籍——他们主要是在城市里谋生的农民工。

　　黄守宏则认为，户籍改革成本应由人口流入地政府支付。“毕竟流入人口为城市创造了财富，而流入地政府也有这个能力负担——户籍成本并非一次性支付。”黄守宏还乐观地表示，此次户籍新政已要求今后出台的福利政策与户籍制度脱钩，已有的政策也在开始脱钩，“继续往下走，户籍制度就会回归本位——流动人口登记”。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则表示，关于城市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本支出，“需要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解决，城市、城市居民、各级财政都要作些贡献”。彭森还透露，鉴于中西部和东部情况不同，接下来将会有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政策出台。

　　彭森还指出，“十二五”时期，特大城市、大城市，“都要根据实际创新方法，鼓励具有稳定收入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城市转移人口，优先落户”。“对暂未落户城镇的外来人口，要从制度上促进福利的全覆盖，努力解决他们在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保障住房、公共基本服务保障各方面的问题。”

    前述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通知》，首次将城市落户限制放宽到市级城市，但对外来人口最有吸引力的特大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户籍放松依旧采取了审慎态度。这导致舆论认为户籍新政不够“给力”。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在3月25日对此做出了公开回应。黄守宏称，在《通知》起草过程中思考的关键问题是：当前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协调，大城市发展过快，导致一系列城市病的出现。“我们的政策导向应该是鼓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加快发展，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应该围绕这个大的战略来进行。”黄守宏说。

　　“并且，大城市的户籍放开也不是取决于主观愿望。”黄守宏指出，户籍改革的成本支付问题非常关键。因为户籍背后附着了诸如义务教育、医疗、就业、社保、住房保障、公共文化等一系列社会福利。

　　“北京市有2000万人口，大概有700万-800万是外来人口，占2/5，如果把北京的公共服务匀出来给这些人口，将造成两个结果：第一，公共支出大幅度转向新增人口的时候，城市财政能力承受不住；第二，城市原有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大幅下降。这会引发新的矛盾。”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发展改革中心主任李铁分析指出，户籍改革背后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涉及财政体制的调整，如果户籍改革造成城市户籍居民福利下降，改革会面临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