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动机
　　
　　延迟退休、养老金“缺口”、双轨制、以房养老……随着养老体制改革方案即将出台，这些问题逐渐升温。老龄化的加速，让中国社会陷入对“老有所养”的集体忧虑。
　　
　　养老体制改革如何推进，新一届中央政府多方听取建议，最大程度弥补各方分歧。多家学术机构受邀分别提交养老体制改革方案，以备参考。
　　
　　新京报记者专访改革方案的两位主要设计者，分别阐述改革路径构想。
　　
　　延迟退休是早晚的事
　　
　　新京报：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是不是也算一种解决方案？
　　
　　郑秉文：延长养老保险的基本缴费年限，在很多国家是这么做的。延长缴费年限与延迟退休往往是一回事。有的国家最低缴费年限比中国还低，但这个最低缴费年限实际上不起作用，因为“多缴多得，少缴少得”这个制度设计下，很多人为了多拿养老金就自动多工作了。就是说，延迟退休的结果是可以多拿养老金的。
　　
　　反观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也可以多缴，但是多缴多得的激励性不是很足，延长缴费年限就难以执行。
　　
　　新京报：你认为如何改革才更有激励性？
　　
　　郑秉文：应该建立一种精算型的制度，多缴多得，少缴少得，在国外，这叫“对等原则”。
　　
　　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20年前设立时，其初衷本来是想体现多缴多得原则，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却渐行渐远，尤其近十几年来，连续统一上调待遇水平，打乱了很多制度机制。现行制度存在重大缺陷，搞得参保人、社会舆论和政府的行动离心离德，社会互信降低。

    新京报：公众都很关心延迟退休，你赞成延迟吗？
　　
　　郑秉文：这个问题还用再讨论吗？延迟是一个趋势，早晚的事，全世界都是这样做的，中国计划生育这么多年，人口老龄化更严峻，能例外吗？
　　
　　新京报：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延迟退休，你这样坚持，就不怕被网民骂？
　　
　　郑秉文：有的人因为骂就不坚持了，改变了。作为学者，我不会因为被谁骂而改变，而且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越来越急迫。欧洲的教训已经提醒我们，越早改革，改革的成本就越小，社会震动也越小。法国曾因为延迟退休，两任总统下台。
　　
　　新京报：但公众认为，在中国，延迟退休，只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受益。
　　
　　郑秉文：这是一次分配制度的一些不公导致的，与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没有直接关系。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缺乏激励